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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诗的人与她的字站在街角,那姿态本身就是一道刮人的风景。

  • 2020-06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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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诗的人与她的字站在街角,那姿态本身就是一道刮人的风景。

初识崔的时候,我已搬离台北了。我们从未在台北集散着一整代写作者的宽街阔巷或文艺场合碰过头,甚至也不曾在木栅那所彼此都错落待过的学校真正地照过面。那毕竟是一座布满太多青苔的校舍了。像一个多垢的耳蜗,一年四季都悬宕着一片年老鬆弛的耳膜。许多声音在膜上弹跳,有的就此失落了笃定的繫词,成为一颗离开乐谱的高音,从此再没有归队。我不知道那几年她是不是也这样离开过一章乐谱,成为一颗到哪里都只能发出自己喉头音阶的音符。但我认识她时,她已剪了一头十分短的髮,露出鹅弧一样的颈子。颈骨以下极瘦削,那种瘦法好像骨头被什幺给锋锐地刨削过,因而孤挺了起来。她拿菸的手指很好看。指节几乎是钢弦。有一种人活着天生为了一种姿势。崔大抵是这样的人。

写诗的人与她的字站在街角,直挺挺地,不必走近,那姿态本身就是一道刮人的风景。她的几本诗集尖锐且华丽,和她活着的样子一样漂亮且低迴;痛苦在晕眩的旋转里不断迴旋成痛快,我因此总以为她是勇敢的人。识得久了,才知道那种锋利的鳞片其实其来有自,是从恶地形里滋长出来的孤挺之花,覆盖以诗的外衣。私底下她是一个相当敏感而体贴的人。儘管在散文里她说自己很长时间的白日总在水瓶里放酒,夜晚为失眠而服药,但即使如此,在白天生活的乐谱里,她知道怎幺做一颗安静的高音。这是磨来的。

磨砥掉的边角在其他地方重新滋长出来,比如她行坐穿衣的眼光,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超能力。我每每惊讶于她对世间的美有一种几近本能的反射能力,彷彿动物般的灵敏嗅觉,可以在废墟与泥沼中一眼辨识出碎片,将它们拼织成一种全新的样貌。那种能力与其说是从某种丰厚的润泽里滋养而来,毋宁更像得自于一种残缺的餽赠:不是锦缎丝绸织就的精緻,而是一种大而无畏的、对残破或卑微的敬意和同情──其实我常在她看似冷冽而旁观的句子里,读到这种微小的同情。这同情某种意义上并不是知识分子式的,而更像一种棉絮里滚带沾黏着其他棉絮。因此她可以织就她自己的百衲被。

读这本书的时候,我总是莫名地在某些片段里想到萧红,虽然她们的风格或路数并不真的接近,但其中有一种非常类似的质素,或许来自对活着本身的执着。她写食街与市场上杂沓纷扰的吃食,写彩券行里热衷刮彩券的女人,写自己去到那有着塑胶座椅与菸灰缸的彩券行坐一整个下午,只为了不断喝热咖啡……,都是旁侧在人间烟气之傍,颤巍巍地与这色彩斑斓的世界,维繫着险峻的平衡与距离。那距离可能等同一根菸(她的阿基米德支点?)。香菸燃起,沙漏倒转,时间的因果链结暂且鬆脱;在菸草烧完以前,她还可以和这个世界对坐一会,于是那菸只能一千零一夜般地一根燃过一根,永无终结,支架起她与世界之间最恐怖而安静的平衡。

我常想像她晃游过那个多年前其实我也待过的多雨的山区,一条叫做新光路的小街。那条小街上一字排开两边都是窘迫的老旧公寓,鸽笼般地隔成无数的学生套房与雅房。她写赁居河边一破旧雅房时的研究生生活,写从蟑螂与蛀虫里滋长出来的论文与诗句。河的对岸是一所小学,午后总传来小孩嘻笑的欢快声,她写到某个下午因为那笑声太让人难受,于是索性离开了那个房间,下楼抽完了一根菸。

但我也一直记得流经校园边界的那条河,环绕着多歧的山脚(以及那座不知要通往哪里的龙宫电梯),遂阻绝了彼岸与此岸。夏日的颱风使溪水暴涨起来,淹没了整个球场。篮框不见了。剩下一个小小的几乎要灭顶的投篮板,孤岛般地,在河中虚张着秩序的声势。在我曾经眺望过的梦里,河堤在雨里不断长高,不断长高。直到那上涨的河水再沛莫能御。堤防沖了开来。

现实里,那堤防其实从未被真正沖出破口。暴雨总是在极大的时刻转切渐小,像所有灾难的结构。有人在雨云的上方旋转了按钮。于是你最大的承受,是那从未真正发生的末日,以各种方式打磨着你。洪水退去,阳光又露出脸来了,而世界满地都是难以前行的泥沼。有那样的一刻,你会希望一切停留在末日将要来临的那刻,残酷而美丽。那样的末日,即使是恶里开出的花朵,也总有神在。

祝福崔与这部散文集(以及她的猫阿丑),无论生活或字的流域流淌向何方,愿她们一路有神在侧。